时寒冰简介：
姓时名寒冰字暖之。著名财经评论家，《上海证券报》评论主编、首席评论员，南京大学客座教授、凤凰博报特约顾问、中国财经传媒人联盟特约观察员。
早在学生时代就热爱经济学，痴迷于对趋势的研究，感悟良多，独创了“利益分析法”体系。将自己的研究应用到实践中，对经济趋势有着惊人准确的判断。比如，2007年上半年，对次贷危机将演化成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判断（中央电视台称其为国内最早预警次贷危机将恶化并将造成巨大破坏力的学者）；2007年9月，对中国股市和美国股市正在见顶的判断，及国际油价、房价走势的判断等等，都得到了验证。
站在民生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提出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可行性建议，一些建议被决策层采纳。其博客访问量在经济学人中排名全国之首。
时寒冰答记者问部分内容
问：您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开始构思《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的？
时寒冰：当次贷危机的苗头刚刚露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密切关注并收集资料，因为我此前对美国的房地产问题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又比较喜欢金融，两个领域的结合，使得我对次贷危机的起源、发展进程、严重后果和未来趋势，看得更清楚一些，随后写了一些分析文章，对次贷危机的发展趋势及危害性发出预警。这也是《中央电视台》做专题节目时，称我是“国内最早预警次贷危机严重后果的学者之一”的原因。
当时我还没有打算写书，但是，当我看到国内国外出版的有关次贷危机的书后，我惊讶的发现，这些书对次贷危机的研究过于肤浅，很多都不得要领，没有触及实质，更没有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尤其中国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很多都没有提及。于是，我决定自己动手写一本深度剖析次贷危机，及相关对策建议的书。这个时间是2008年第2季度，动手写则是在第三季度。
问：市面上关于次贷危机的书有一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您这部书带给读者最重要的是什么？这是您的第一部作品，您对它有着怎样的期待？
时寒冰：是的，市面上的书很多都是资料的摘录，而这些资料网上到处都是，就好比做饭，各种蔬菜、调味品很容易买到，关键是烹饪环节。而许多次贷危机的书，恰恰烹饪环节一团糟。这既与当下浮躁的学术气氛有关，也与出版社过于赶时效性的急躁有关。就次贷危机而言，最关键的几个问题，很多书都没有涉及，而是避开了。比如，次贷危机谁是赢家？巨大的财富哪里去了……诸如此类的危机，这些书几乎都避开了。问题是，如果避开这些实质性问题，就等于连次贷危机最基本的表层都没有突破，哪里还会有深入剖析和针对性的切实可行的建议？
我写的这本书一开始就没有回避这些要害问题，而是层层解剖，逐步深入，让哪怕缺乏金融专业知识的人也能读懂，并能思考对策。这本书出来后，改变了许多人对次贷危机的认识，包括许多研究者（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也开始接受我的观点。
作为我的第一部倾注了心血的作品，我期待这本书带给大家的不仅仅是结论，还有研究的态度、分析的方法和思考的方式，我相信，后者更能让读者受益。
问：这部书不仅资料非常详尽，而且很多观点都非常具有启发性。您在写作过程中一定费了不少心力。这个过程中，有什么记忆深刻而且有意思的事情？
时寒冰：谢谢您的肯定！是的，这部书虽然写的时间不长，却是我十几年的积累。我十多年前开始做经济趋势研究，这本书是对研究的一个总结。写书的过程是忘我的过程，大约有十几天，我都是通宵工作，即从第一天中午开始写作，一口气写到第二天的深夜，连续工作达30多个小时，所以，很多人读这部书都是一下子读完的（我也是这样写完的）。中间有几次连饭都没有吃，就在单位吃些饼干之类的，再喝点白开水就行了。当时并不觉得苦，强烈的责任感督促着，是感觉不到累的。但是，等书出版后，我连续生病，当时透支太厉害了。如果说记忆最深的是什么？那就是那种纯粹的投入，那是一种完全忘我的状态。那时，为了写书，我推掉了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做学问、做研究必须投入，必须踏踏实实。这是我最深的感受。
问：听说您的一个粉丝专程从国外赶来参加这部书发布仪式。在您与这些读者朋友交流的过程中，他们最关心什么问题，为什么？
时寒冰：是的，但不只一位。网友们的支持一直是我前行的最大动力。新书首发式那天，在德国和美国工作的几位朋友，特意飞到北京，还有福建、黑龙江、江苏、河南、辽宁等地的朋友，总共五、六百人。根据以往的经验，出版社准备了几百本书，但不到一个小时就售完了，然后又送去了几百本，又一抢而光，大大出乎出版社的意料。
这些读者大都是长期关注中国经济，关注我作品的，他们与我一样，期待这个国家能够向前走，能够实现复兴的梦想。面对愈演愈烈的次贷危机，他们迫切需要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次贷危机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它的破坏性到底有多大，它会延续到何方，我国该如何应对等等，正是这种责任感，把我们聚集到了新书的首发式。我非常感谢这些真诚的朋友给予我的亲人般的信任和支持。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是我研究、前行的最重要动力。
问：请用一句话总结本书。
时寒冰：揭开次贷危机幕后的层层谜团，让世界看到真相，让国人找到应对次贷危机的总体策略和具体的应对措施。
问：作为新闻界的前辈，您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对新闻评论产生兴趣的？
时寒冰：我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步入新闻界，一开始主要是做新闻采访，从2001年开始做新闻评论，当时主要是做国际评论（包括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军事等等），涉及面很广。这段时间，我阅读了许多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历史等方面的著作，也采访过一些国际风云人物，如当时的日本女外相田中真纪子等，开阔了视野。同时，我也认真调查了“花冈惨案”，真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个民族的苦难。大约从2004年起，我开始做财经评论，一直到现在。因为我一直非常喜欢经济学，并且，一直默默做经济趋势研究，坚持了10多年。这些积累是我得以顺利完成《中国怎么办》写作的重要保障。
问：近20年的新闻生涯里，您做了数次精彩的报道，其中您觉得最满意的是哪一篇？
时寒冰：很难说哪一篇最满意，但有一些对我是最重要的。我的采访报道，都是一点点采访得来的信息，不像现在，一些记者不愿意出门，打个电话采访几句就完工。现场采访与电话采访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带来的收获也是完全不同的。
对我而言，最重要的采访，包括《花冈惨案57周年祭》、《下岗职工调查实录》等等。采访花冈惨案中幸存的老人时，有几次忍不住跑到卫生间哭一阵，跑回去再接着采访。我内心受到的强烈震撼，一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并促使我，一遍遍地思索：用什么方式，才能让我们这个民族饱经沧桑和苦难的民族，走向心生。
问：作为新闻界出色的前辈，您对国家的兴衰有着怎样的使命感？
时寒冰：我是卑微的，称不上出色。我觉得自己做到还远远不够。同时，我觉得自己还年轻，还不能称前辈，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打击”人的称呼。我们都是新闻界同仁，新闻工作者有义务有责任，讲明真相，向公众和决策者提供真实的信息，而不是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这样的新闻生涯，是一种耻辱。我此前曾经受过培训，要我们向一位新闻界的老前辈学习，但是，我惊讶地发现，这位老前辈一生中竟然没有写过一篇批评稿，全是弘扬的。据我所知，世界上，但凡著名的记者，基本上都是深度揭露社会现实的，靠写表扬稿成为著名记者的，只有在我们国家出现过，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也是很悲哀的事情。新闻工作者应该有批评精神，多反映真实的信息，无论决策层还民众，都需要。
问：这是您第一次写书吗？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有想法写这样一本书呢？
时寒冰：是的，这是我此生第一本书。由于坚持公益写作，博客经常更新，加上工作忙，我本身时间就很紧张，并没有打算写书。但后来看来，已经出版的很多有关次贷危机的书，写不到根源上，只是简单的收录资料，缺少透彻的分析和高屋建瓴的建议。如果要从经济危机中复苏，首先就必须正确认识次贷危机。这是我动手写这本书的主要原因。
问：次贷危机突如其来，每个国家都在经受着洗礼，这场次贷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您认为这是否是不可避免的呢？
时寒冰：从表面上来看，次贷危机是金融衍生品过度发达、监管缺位等导致的结果，问题是，以次级贷款为基础构建起来的衍生品为什么过度发达？监管为什么是缺位的呢？这才是问题的根源。1970年，美国政府抵押协会（GNMA）发行首只公开交易的抵押担保证券，开创资产证券化的先河。在研究美国住房政策变化的事情，我惊讶地发现，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美国公共住房建设在住房政策中的核心地位被淡化！美国正是借助资产证券化的羽翼，推动了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亚特兰大联邦银行在2007年9月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过去十年间，美国家庭住房拥有总量的增长有70％应归功于包括第二按揭在内的各种新的按揭产品的推出。在小布什任期内，是美国公共住房建设支出最少的一个时期，却是住房拥有率最高的时期。借助全世界的资金，建设自己的房子，是次贷危机发生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华尔街与美国政府都是次债的受益者，监管的缺位自然就不难理解了。次贷危机其他国家是可以避免的，只要不购买美国的相关债券即可避免，遗憾的是，我们中国勇敢地做了冤大头。
问：次贷危机所带来的大规模吞噬对国家经济的打击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时寒冰：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在《中国怎么办》一书中已经谈到了。对我国的直接影响是海外投资的惨烈损失、出口额下降，而最大的影响，则是导致中国经济转型被次贷危机终止。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中国走科学发展观路线，对建立在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浪费基础上的低附加值占绝对主导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这是中国经济一次痛苦的转型，如果转型成功，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多过高的危险隐患将能逐步得到纠正，并促使经济向外需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变，中国经济将更加健康、更具有活力，当然，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从中国原来的病态经济结构中获取的收益无疑将大大减少。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就在中国经济的转型刚刚起步的时候，次贷危机鬼魅一般地到来，时间节点巧合得简直天衣无缝，如同神设，轻巧地结束了我国的这次经济转型之路。但是，无论多么艰难，中国的转型之路是必须要走的，而且，早走的代价比晚走的代价要小。
问：您在书中说：“人民币要突出重围，使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变为国际通用货币，与其被动等不如把被动变为主动。”那实现这一步的前提和方法是什么呢？
时寒冰：首先应该树立一种信念，就是，人民币必须走向国际化，并创造条件使其国际化。人民币执行对外结算货币职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走之路。当年的日本就是这样做的。1970年前后，日元升值，而美元贬值，日本出口企业不堪忍受，为了规避汇率风险，日本将出口计价货币由美元改为日元。在进出口方面，以日元计价结算的比重在1980年就已占到出口的28.9%。事实上，如果我们允许非居民(主要是银行)在境内银行持有人民币存款账户，非居民就可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这一步完成后，就可由政府宣布：凡是与中国进行的贸易，都需要以人民币结算。但是，在现阶段，人民币对外结算仍面临着一些绊脚石，比如，用人民币结算长期无法享受出口退税，就是一大障碍。货币政策这个低级的瑕疵，是严重影响我国企业把人民币作为对外结算货币的重要原因。对于诸如此类的障碍，应该尽快清理。
问：您建议中国应该在这场危机中争取主动权，那么是否因为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成为了必要的前提呢？
时寒冰：要争取主动权，最重要的，是解决导致我国经济走入困境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民穷。次贷危机只是影响中国经济的外部条件，其实，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在于民穷导致的内需不足问题。要争取主动，就必须在收入分配中，向民众倾斜，让民众真正富裕起来，培养起来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这样，既形成了一个稳定而强大的消费群体，从根源上解决了中国的内需难题，又减轻了政府的社会保障负担，政府也就没有必要为保持8%的增长而劳心费神了。因为，民富的社会，人们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会增强。这样，中国经济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自给自足的循环体，对外依存度会大大降低，经济增长会更稳健。
问：您认为您书中所说的次贷危机中最大的赢家是谁？
时寒冰：毫无疑问是美国。美国通过“募集”全世界的资金，很好地解决了住房问题，数以万计的新建住房，就是美国最大的一笔财富。很多人研究次贷危机，说次贷危机之下都是输家。这本身就是无知的表现。次贷危机过程中，油价大跌，直接打击了俄罗斯，挫伤了俄罗斯的元气。次贷危机过程中，中国被一次次要求购买美国国债，俨然是被绑架的摸样，这种情形在我们看来非常悲哀，但在美国看来，则是非常主动的。同时，次贷危机打击了日本、英国及欧元国，危机所到之处，无不心惊胆寒，只有危机的主导者美国，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大赢家。
问：资源储备是中国一直引以为傲的，但资源贱卖也是我国最大的致命伤，您认为这一现状应该如何改变？
时寒冰：资源储备是中国的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中国必须控制资源。这要分两步走。第一步，要禁止珍贵的稀缺资源卖给外国人，严格限制稀缺资源的出口，而由国家通过财政出资购买的方式，把这些资源牢牢控制起来。比如铟，如果政府把全年的铟都由财政购买储备起来，也仅需要两亿美元。
第二步，要尽快消除制约民间进行资源储备和投资的限制性措施，并出台鼓励性的措施，调动起各方的积极性，实现藏资源于民，并鼓励私人去国外购买资源，全方位提高我国的资源安全性。
问：提高内需是解决我国在次贷危机中诸多经济问题的关键，如今国家出台的政策您认为力度是否足够缓解危机压力呢？
时寒冰：我觉得，要想让中国走出经济危机，就必须对症下药，不能南辕北辙，也不能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从目前出台的救市政策来看，只要包括两个方面的，一是提高出口退税的，这是以鼓励出口为核心的。另一个是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是以投资为核心的。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中国最薄弱的环节是消费，是内需不足，解决的方式却是强化出口与投资，而且，政府的投资是效率最低、浪费最严重、腐败几率最高的。我认为，这种拯救经济的方式不仅不足以促使中国经济复苏，反而会促使中国经济多走弯路。
问：您引用日本战后发展的例子意在说明“民富则国富”的道理，那么对于“富民”这个问题，您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呢？
时寒冰：首先要认识到民富的重要性，民富是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一个根本问题。必须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然后，才是措施的出台问题。我认为，必须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向居民个人倾斜，让民众富裕起来。包括：减税、加薪、降低房价、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应该裁员，严格限制乃至禁止公款吃喝和公款出国考察、旅游，严格限制公车消费，而节省出更多的资金用到民生当中去。
问：拉动内需必然需要提高人民收入，但这与企业主们的利益相背离，您觉得在提高人民收入上国家应该采取那些策略？实施起来的困难有多大？
时寒冰：提高民众收入与企业主的利益并不矛盾。如果民众有钱了，社会保障健全了，消费就会提升，企业的产品就有了更好的市场，更好的销路，而产品过剩恰恰是困扰我国企业发展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大难题。而且，我认为，国民收入分配，除了向居民个人倾斜，就是向企业倾斜，让企业有资金发展，民众有钱消费，经济就能整体活起来。要提高民众收入，正如我刚才讲的，首先就应该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等方式，让民众实实在在地有钱。
这个措施执行的难度在于财富的转移，政府是否有足够的爱心“忍痛割爱”。有研究者做过计算，将政府控制的国有资产资源以人民币换算的话，大约是90万亿元人民币，占全社会财富总额的75％左右，而在发达国家，政府所占的财富一般是20％。另外，在西方国家，财政收入的50％至70％都属于转移支付，用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工程，而在中国，大约80％至90％以上都由政府自由支配。现在，需要促使财富向居民个人和企业手中转移。一个企业发展动力十足，民众富裕乐观的国家，才能真正实现强国梦。
问：您在博客中写道“用良知说话”，您认为“有良知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时寒冰：“用良知说话”是爷爷告诫我的话。做记者的时候，爷爷多次重复这句话。我把它作为我的座右铭。“有良知的人”应该是不媚权不媚钱，在任何时候都坚守良知、正义与道德的底线，坚持讲真话，客观反映事实真相的人。同时，也应该是不畏强权与邪恶势力，在任何时候，都以民生为重，以民族利益为重的人。
问：外界对您的评价一直用“忧国忧民”四个字来形容，您对此有何看法？
时寒冰：每个人都喜欢阳光，都喜欢轻松、欢乐与幸福，没有谁喜欢忧虑。一个人为自己忧虑，是沉重的，为国为民忧虑，则更沉重。我过去说过，心灵是柔软的，它不能承受过多的负荷。忧国忧民的人连灵魂都是累的苦的。我希望，一些让我们忧虑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民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社会保障体系真正建立起来，欢乐的笑容回归到每个人的心中。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我眼里、许许多多的人的眼里，都不再是忧虑而是阳光。让我们共同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问：您在书的一开始就预言，尽管现在表面上面临通缩，但实际上可能面临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据您预测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还将持续多久，是否最糟糕的还在后面？
时寒冰：是的。我在书中写道：次贷危机恶化之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普遍深幅下跌。但这次下跌只是为下一次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做准备——酝酿期越长，未来的全球通货膨胀越可怕，道理再简单不过：各国数额惊人的救市资金所带来的货币的贬值效应早晚会释放出来，这些“廉价资金”必然会让世界付出代价。因此，我在书中大胆预言：紧随次贷危机之后，全球性通货膨胀即将到来。
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危害要远远大于欧美等国，为什么？因为西方国家在次贷危机中，受影响最大的是虚拟经济，而我国却是实体经济。因此，次贷危机在西方国家演变为金融危机，而在中国却演变成局部的经济危机。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民穷社会，中产阶级没有培养起来，加之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导致内需严重不足。
因此，次贷危机对中国而言其实是一个导火索，它加速了中国民穷弊端的暴露。次贷危机后，美国等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将进一步加大中国经济的复苏难度。因此，谈到次贷危机后的糟糕局面，我们首先应该想到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西方国家。
次贷危机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我估计，从开始爆发到结束这个周期，即使乐观的看，至少也应该在5年以上。而且，民穷的现状决定着，中国将遭受比西方国家更长的痛苦调整阶段。
问：书中揭示了美国强大的利益集团才是这场次贷危机的最大赢家，而全世界都在为这场危机埋单。这样一个结论，您认为是否早有征兆？您是如何发现这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的？
时寒冰：第一个问题我在书中其实解答得非常清楚了。美国的资产证券化始于1970年，在研究美国住房政策变化的事情，我惊讶的发现，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美国公共住房建设在住房政策中的核心地位被淡化！资产证券化在小布什时期发展到了极致。美国正是借助资产证券化的羽翼，推动了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当美国拼命向全世界推销其基于次级贷款创设出来的各种证券时，危机的隐患其实就已经种下了。
要弄清楚次贷危机的根源，看透其真相，既要懂美国的房地产政策，又要熟悉美国的金融运作、虚拟经济的发展轨迹，只有将这些结合起来，融会贯通，才能发现其中的利益联结点。这就是我所研究的“利益分析法”，我用这种方式解析次贷危机，就找到了答案。
问：您在书中指出美国的种种救市措施，表明“大政府时代”的到来，认为这是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事件。为什么？
时寒冰：这个问题我在书中专门做了阐述。从罗斯福开始，在西方国家，政府的强力干预走向前台，发挥威力。为了应对始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罗斯福实行了“新政”。而罗斯福干预经济的“新政”，与小布什政府和美联储所主导的国家接管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对市场失灵后的强力修复，而后者，则是政府直接接管，让政府的有形之手直接插入经济体中，从而，催生出一个更强势的政府。
事实上，罗斯福“新政”改革的过程，也是联邦政府权力迅速扩张的过程。正是从罗斯福的大政府开始，美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开始以世界领导者的身份走向世界。那么，在布什通过救市建立起来的大政府遗产，交到新任总统奥巴马后，为了应对次贷危机，政府的权力会进一步强化。而像美国这样的起着全球经济火车头作用的国家，其大政府的形成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它依托军事强权和货币强权形成的在金融和经济方面的侵略性和掠夺性，将会使未来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一句话：大政府将加大世界的变数。
问：比次贷危机更严重的是经济危机，比经济危机更严重的是粮食和石油危机。而以美国为主导的这两场危机，是否无可避免地要到来？它们会带来哪些危害？
时寒冰：美国是金融衍生品高度发达的国家，期货业尤其发达，而这常被作为操纵实物价格的工具使用。比如，利用期货的发现价格功能，通过对未来商品价格变动趋势的演绎，来影响、左右和操纵现实生活中的油价、粮价，早已经被华尔街的金融专家运用得非常娴熟。一旦石油危机尤其粮食危机到来，世界很容易陷入动荡不安的状态中。
曾任美国里根政府农业部长的约翰·布洛克就这样说过：“粮食是一件武器，用法就是把各国系在我们身上，他们就不会捣乱。”在未来，粮食战争将是比石油战争和货币战争更可怕、杀伤力更强的武器。
粮食战争古已有之。春秋时期，齐国国王命令大臣们必须穿丝制衣服，但国内只准种粮食而不准种桑树。齐国丝需求量大，价格上涨，邻近的鲁.梁等小国纷纷停止种粮改种桑树。几年后，齐王又命只准穿布衣，且不准卖粮食给其它小国。结果，鲁、梁等小国因饥荒而大乱，不战而亡，齐国渔翁得利，坐享其成，使疆土得以扩张。
如果我们熟知这段历史，就应该对未来的石油战争和粮食战争做好足够充分的准备。
问：重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任重而道远，这次金融危机是否为此提供了契机？
时寒冰：其实，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这场次贷危机，让世界更清晰地认识到了重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种紧迫感将促使一些国家走到一起，就如同当初欧洲国家抱团取暖的做法那样。因此，这使得我们对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充满了期待。但是，在短期内，美元的强势地位是很难撼动的。
问：从长远来看，这场经济危机将世界经济格局有什么决定性影响？
时寒冰：这个题目比较大。从长远来看，这场金融危机将使得世界格局逐渐发生变化：强权掠夺下的国家经济破产，失业率骤然上升下的社会动荡，大政府的形成，区域化货币合作的深入，对金融衍生品过度膨胀的反思，从通货紧缩向提前到来的局部通货膨胀的过渡再到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到来等等，将使得现有的弱肉强食下的规则体系逐渐打破，并催生出新的强权体系与合作体系。如果站在更悲观的角度来看问题，甚至，倘若局面进一步恶化，一些国家可能会为了转嫁危机而发动战争。简而言之，未来的世界将更加动荡，我们应做好过冬的准备。
问：近年来，中国对金融创新十分重视，对金融衍生品的态度也很积极，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金融创新提出了怎样的警示？
时寒冰：应当承认，国内对于金融战争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更别说应对金融战争的能力了。如果站在世界的角度去研究金融衍生品就会发现，过度发展金融衍生品，说的再直接点，通过金融衍生品掠夺世界的能力，中国并不具备（也不应那样做），身处食物链低端的中国，应该考虑到，金融衍生品过度发达的一切后果都将独自承受，不仅不能向世界转嫁，还有可能被强权者利用。所以，中国不应盲目相信金融创新，过度的创新可能会埋下无穷隐患，导致严重意料的后果。这是必须要警惕的。
问：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程度，大于对美国和欧洲，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政策的滞后决定。这一弊端是否比危机本身更值得注意？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现状？
时寒冰：是的。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一问题。
第一：中国实体经济受冲击大，的确与中国应对政策的滞后有关。中国已经习惯了根据自己的感觉去对国际环境的变化进行判断，而缺少对趋势的前瞻性的判断与把握。甚至，当次贷危机恶化以后，许多人还把次贷危机当成仅限于欧美的区域危机，没有对危机给中国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作出足够理性的分析，再加上决策体制本身的官僚化，使得次贷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造成的冲击远远大于欧美。并且，即使在次贷危机恶化的趋势清晰显现出来后，中国也未及时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大规模的减税等措施，小心地呵护实体经济。比如，即使是在2008年上半年6.7万家企业倒闭的情况下，央行也没有及时地调整货币政策，而是继续采取紧缩政策，直到9月份才发现紧缩走错了，又180度大掉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说，不仅决策滞后，也未能做到对症下药，甚至某些方面是南辕北辙。
第二，与中国经济自身的严重缺陷有关。中国的实体经济之所以比西方国家在次贷危机中受到更大更直接的冲击，是由中国经济结构本身的缺陷所决定的。中国的经济结构形态本身就是一种随时可以发生经济危机的形态，为什么？因为民穷导致的内需不足隐患越来越严重。如果对照一下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明确的特点：所有的国家在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的时候，其国民收入分配机制都是向个人和企业倾向的。只有中国在2003年人均GDP突破1千美元以后，财富分配机制依然是大幅度地向政府倾斜，由此导致民穷，由于民穷中国内需起不来，而我们的生产产品是严重过剩的，只能借助外部的需求才能维持。像美国和欧洲、日本这些地方的需求和中国过剩的产品供应形成了一种平衡，延缓了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时间，但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隐患始终是存在的。所以，次贷危机一发生，美国的消费、欧洲、日本的消费稍微一下降，中国制造业集中的地区首先就发生经济危机。我们应该把这看做一种警示。
问：伴随着美元的贬值，中国的外汇储备持续缩水。书中提到，中国应该扭转重货币储备而轻实物储备的思路。目前阻碍这种思路通行的原因是什么？
时寒冰：我觉得最大的阻碍还来自于我们的观念和对问题认识的局限性。诚如我在书中所言，世界正在步入“资源为王”的时代，如果不扭转重货币储备而轻实物储备的固有思维模式，我们的财富将大幅度缩水。
问：您提到用资源的贱卖换来纸币储备，是一种谬误。造成这种谬误的原因是什么？
时寒冰：纸币的印刷成本非常低廉，并且，各国对纸币都存在滥印倾向。纸币是可以无限扩张的，而资源的储量则是相对固定的，很多资源随着消耗的加快而逐渐减少，稀缺性因素越来越明显。如果连这种对比分明的状况也认识不到，就不仅仅是愚昧的问题了，原因可能更为复杂。以黄金储备为例，这些年来，我国的黄金储备仍然是600吨（相当于美国的1/14），没有增加，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中，目前绝大部分仍然是美元。为什么？据悉，这里面有一个潜规则，有关部门储备美元等货币，一旦升值，就会有部门收益，如果储备黄金，即使升值，也没有任何部门收益。这种明显的制度漏洞导致了激励机制的偏离。这样的制度必须尽快加以纠正。
问：书中说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将影响中国经济的转型，甚至可能导致其暂时中断。危机中是否也蕴藏生机？
时寒冰：危机从来都是与机会相伴的。事实上，在任何危机中，都有人倾家荡产，有人一夜暴富。关键在于个人的选择。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来看这一问题，同样遵循这一原理，至于结果，都是由决策者的选择所决定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并不必然影响中国经济的转型，关键在于中国自己是坚持还是停止经济转型。我个人认为应该坚持而不是放弃经济转型，因为，坚持科学发展观，从耗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低级经济模式中走出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尽快保护我们已经严重恶化的生存环境，几乎是唯一的出路。
必须认识到，低级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不通了，因为我们的许多产能是严重过剩的。比如，截止到2007年底，中国粗钢产量占全球的36.4%，水泥更占全球产量的48%（主要为出口工业生产、投资和国内房地产建设服务）；中国的汽车工业的产能超过1300万量，但是能卖掉的不过900万辆；中国每年生产各种鞋超过100亿双,占全球制鞋总量的近七成，是世界最大的鞋类制造基地。这些例子说明，以低价格满足美国及全球消费需求的中国制造业，在本次金融危机引发欧美经济衰退导致进口需求缩减的情况下，正面临非常严峻的以生产过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停止经济转型，继续刺激钢铁.水泥等过剩行业的发展，只会加剧产生过剩的局面，使中国未来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因此，我认为4万亿救市计划的主导思想应该纠正。
问：书中多次提到内需，“内需不振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头号障碍”。您认为中国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扩大内需的措施是否能够起到理想的效果？
时寒冰：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中国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是民穷，是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它源于中国的财富分配机制没有能够像西方国家那样，大规模地向个人和企业倾斜。中国应该作出调整，走民富路线，尽快让人民富裕起来，培养起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这是消除经济危机隐患的唯一有效选择。同时，政府必须裁员、节俭，压缩开支，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民富方面。中国应该在这个方向上多努力。
问：日本在二战后经济飞速发展的例子证明“民富才能国强”，而中国的国情与日本不同，在中国怎样才能实现“民富”？
时寒冰：在中国，有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一提到收费等问题，就强调与国际接轨；一提到权利等问题，又会强调我们的国情。虽然，我们与日本的国情不同，但是，经济规律是相同的。事实上，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不是以民富为基础的。民富是激活内需的唯一有效途径，无论什么样的国情都如此。要实现民富，纠正错误的认识是第一步，只要走出这一步，实现民富的措施就水到渠成了。否则，谈论如何实现民富就没有实质性意义了。
问：您提出中国应该积极主动地推动国际货币新秩序的建立，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这一目标将会通过哪些步骤.多长时间才能实现？
时寒冰：我在书中详细解答了这个问题。最关键的，首先是扫除我们自己设置的一些障碍，比如，人民币执行对外结算货币职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走之路。当年的日本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在现阶段，人民币对外结算仍面临着一些绊脚石，比如，用人民币结算长期无法享受出口退税，就是一大障碍。根据国家税务总局1994年印发的《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办理边境小额贸易出口退税必须提供收外汇的“出口外汇核销单”，而人民币结算只能办理“出口收汇核销单”，无法享受出口退税政策。货币政策这个低级的瑕疵，是严重影响我国企业把人民币作为对外结算货币的重要原因。
用人民币结算意味着中国企业将承受出口退税的损失。令人惊诧的是，这种弊端虽经多方呼吁，依然存在数年。这导致了两个不良后果。第一，导致企业经营成本增加，商品出口竞争力下降，制约了我国边境贸易的快速健康发展。第二，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地位的巩固。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想让你货币成为结算货币而不能的情况下，中国放着这么好的机遇不去抓，却眼睁睁看着人民币因为诸如出口退税政策这样的瑕疵而受阻，且连续十几年都如此，是令人痛心的。
如果自己设置的障碍，在长达十几年中企业不断呼吁的情况下都不能移除，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道路实在过于漫长。
问：亚洲国家的货币互换机制在部分区域已经实现，但亚洲的情况比欧洲更复杂，您对这一机制发展的预期如何？
时寒冰：是的，亚洲的情况非常复杂，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边界争端、战争遗留问题、文化冲突等等，都比欧洲复杂得多，但是，这并非意味着货币的区域化合作是没有可能的。事实上，亚洲国家由于在货币链的低端吃的亏更多，无论日本还是中国，都是受害者，都有迫切通过合作摆脱被掠夺命运的需求，这本身就是合作的基础。因此，我认为，在亚洲货币合作方面，中国可以主动出击，做这种合作的主导者。事实上，也只有亚洲的大国携手，区域化合作才能进行下去。
应该认识到，中国日渐崛起的实力和影响力，已经使它可以担任亚洲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中国应该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加快自身的转型，这可以使中国占据更大的主动。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领导的亚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由于种种原因进展不顺，这种姿态一旦摆出来，也足以令美国等西方国家感到震撼，而仅此一点，就可以使得我国在与发达国家的谈判中，获取更多的筹码和更大的主动权。中国还可以借助引领亚洲货币同盟的羽翼，为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搭建舞台。
同时，当中国愿意承担起领导货币一体化的责任，亚洲各国一盘散沙的状况就能逐渐得到改善，加强亚洲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增强中国的影响力，并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以此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是最佳选择。
问：最新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报告中，对于两年4万亿投资作了调整：基建投资从18000亿降至15000亿，节能减排从3500亿降至2100亿；保障性安居工程从2800亿上升至4000亿，医疗教育从400亿增至1500亿，自主创新从1600亿增加至3700亿，2009年预算中政府对于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投入分别将达到3415.6亿元，10946.6亿元和8330.7亿元，比上年同比增长25.5%，22.5%和23.1%——这样的安排，您会仍然觉得有危机感吗？
时寒冰：是的，仍然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感。4万亿的调整，向着积极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相关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分析，以使得相关政策更符合中国的现状，更有利于促进中国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
其一，基建投资虽然从18000亿降到了15000亿，但是，基建仍然是主体，而且，地方政府对基建投资有着天然的偏好。基建项目可以拉动GDP增长，提高干部政绩，也存在着隐性交易带来的腐败机会。官员们更喜欢基建项目。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不少地方的投资规模虽然高达数千亿，民生工程所占比例很少有超过15％的。这篇报道举了河南的例子，河南省2009年要力争完成的1万亿元总投资中，仅有400亿元用于职业教育学校建设、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城市薄弱学校建设、基层卫生体系和重点中医院建设、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等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项目，约占3％。重基建项目而轻民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其二，节能减排从3500亿降至2100亿，有可能阻碍节能减排总体目标的实现。
其三，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投入虽然增加比例不小，但由于基数过小，相对于民众对民生的需求与渴盼，仍然是非常少的。以“医疗教育从400亿增至1500亿”为例，平均到每个人身上，也才有115元钱，而且，我国医疗资源的分配是不均衡的。据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透露，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
很显然，一方面，需要加大对民生的投入，另一方面，要解决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投入过分向官员倾斜的现状，最大限度地使资源分配做到均衡。
更大的问题是，中国财政自1980年以来，除1985年有25亿元的账面结余外，其余年份全部都是赤字。绝大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更是年年赤字，有的负债累累，根本没有资金承担那么大的基建计划，如果地方政府为了完成投资而对企业增加税费，将造成严重恶果。
我在《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一书中，已经做了系统的分析，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民穷，必须调整收入分配的机构，增加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解决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需瓶颈的必走之路。
问：3月7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个税起征点暂时不会上调。”——这样的表示令许多人感动失望。就在这本书中，您说过“如果按照80年代中期的800元个税起征点的比例计算，现在的个税起征点应该达到24600元。”而对财政部的表态，您会作如何评价？
时寒冰：财政部官员的这种表态，已经受到了两会代表委员的强烈质疑。比如，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林飞质问：“这几年都不上调？无论代表个人还是财政部，他都无权这样说。随着通货膨胀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后是不是要上调，他无权下这个结论。我很不喜欢这种说法，现在公务人员表态太傲慢，根本没听我们的。你都定了，要我们来干嘛？这样的大事，决定权不应该在一个部委。应该大家来定，代表委员们还没讨论，你表什么态？”
两会是商谈国事、制定政策的，在这里，财政部只是一个执行机构，他无权凌驾于代表委员之上，擅做决定。
而且，不上调个税免征额是不明智的选择。经济发展历史早已证明，减税是应对经济危机的必要选择。减税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途径，这种方式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增加居民与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对居民减税，增加居民个人收入，能够降低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的担忧，提高它的消费意愿，这有利于扩大内需。对企业减税，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提高企业投资的积极性，而企业投资可以扩大就业，有了就业就会产生出内需。现在，解决现在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瓶颈的内需问题，减税是必走之路。
那么，减多少合适？1981年职工平均工资约为每月60元，而个税起征点为800元，大约为月工资的13.3倍。如果比照1981时的比例，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把起征点定为24600元以上才更具有合理性，才不至于沦入两年不到起征点标准就显得过低的困局。当然，这种纵向对比的计算或许有不足之处，可以集思广益，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但是，绝对不能说目前的个税免征额“不会上调”，把讨论的路也封死。这不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应有的态度。
问：对去年台湾向民众发放消费券的做法，我们普通人非常羡慕，今年也有一些省市开始效仿，在两会期间，还有委员提过“全民分股”的说法，分股、发券、调高个税起征点，您觉得哪个是最主要的？
时寒冰：我觉得，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首先确定下以民富为核心的发展路线，有了这个前提，具体的解决方案其实是水到渠成的。相对于庞大的投资拉动计划，我认为，向民众发放消费券的做法更具合理性，如果把投资计划看做是隔山打牛，是高损耗拉动，那么，向民众发放消费券便是低损耗的直接拉动。但是，这种做法仍然是治标不治本的。如果民穷的社会形态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如果不能尽快培养起一个庞大而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国的内需就不可能真正拉动起来。
就中国的现状而言，向民众发放消费券也是需要庞大成本的，与其这样做，还不如直接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比例，通过减税等方式，直接把钱留在民众手中。这是效率最高、损耗最小的提高国民保障水平的途径。这是基于过去的教训得出的结论：我国曾经设想的民生路径是，先发展经济，等有了足够的资金再去解决民生问题。但是，长期对民生问题的忽略，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资金的浪费和低效率，使民生问题的解决不断向后拖延，解决难度更大。
另外，我认为，全民分股、发券都是好主意，我非常赞成。国有资产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这种说法已经存在了几十年，那么，量化之后，个人应该拥有多少呢？2006年6月2日，湖南省衡阳市律师罗秋林曾用特快专递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衡阳市国资委确认原告对国有资产占有的份额。此事被《中国青年报》报道后，引起热议。作为公民对全民所有资产个人权利的一次追索，罗秋林的诉讼具有积极的意义，它第一次打破了全民所有长期处于虚拟状态的尴尬，唤起了人们对自己权利的关注。全民所有虚拟的问题，可以通过分股、发券的方式来解决，这种方式非常公平。
另外，我觉得，包括土地、矿产等资源，也可以通过发放股份的方式来解决。居民在购房的时候，可以用其所拥有的土地股份抵消土地出让金，减小购房负担。当然，一旦实行这种方式，政府便没有单方面卖地的权力了，必须由居民来决定，居民个人也能从土地出让中获取红利。这有利于民富社会的建立，有利于减少因暴力拆迁引发的矛盾，使社会更和谐。
问：在房价最高的时候，您曾经发起过“一年不买房”这样的倡议，呼吁人们以实际行动来抵制高房价。两会期间，全国工商联在全国政协会上递交了一份名为《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提出房地产商会去年就全国9城市“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的调查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其中，三个一线城市中，上海的开发项目流向政府的份额最高，达64.5%；北京为48.28%；广州为46.94%，让人们把枪口从房地产商身上挪开，瞄准地方政府（上海市长韩正说，政府没拿那么多）——对这个调查，对2009、2010年的买房者，您会给予何种忠告？
时寒冰：房价为什么高？全国民众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是既得利益集团推动的结果。房地产商会递交的报告，意在把责任推到地方政府头上，遮掩自己在其中扮演的暴利攫取者的角色。但是，透过这一报告，我们还是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地方政府在房地产领域巨大的利益瓜葛。“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正是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勾肩搭背，共同力托房价的根源，二者是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尽管个别地方政府作出了回应，但回应无力，缺乏数据支持，明显是理亏。这正是当今中国房地产的困境所在。地方政府既是房地产利益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又是调整政策的执行者，肩负着住房保障的使命，两种完全矛盾的角色集一体，使得地方政府的立场常常发生错位。
中国房地产要健康发展，必须把地方政府与房地产领域的紧密联系分割开来。这就需要从分税制层面来解决问题。我们知道，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权事权不对等，资金缺口严重依赖房地产获取。如果不能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地方政府从房地产领域攫取巨大利益的冲动就不可能受到抑制。
另外，作为推高房价的重要主体之一，房地产开发商扮演了吸血鬼的角色。以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为例，他是高房价的重要鼓吹者，为什么鼓吹？3月6日，ST幸福（600743华远地产）公布的2008年年报显示，董事长任志强2008年获得的薪酬高达774.3万元，股票市值更是高达1.4418亿元，超过王石约1亿元。有如此庞大的利益支持，任志强能不全力以赴地舍命为高房价鼓吹吗？可悲的是，政府信息公开不够，许多媒体盲目追在开发商后面挖新闻，成为被开发商利用为鼓吹房价只涨不跌理论的工具。这种现象非常值得深思。我个人认为，一个房地产领域的吸血鬼，是没有资格谈论房价的。
中国房价中的泡沫过于严重，房地产本身就是一个靠掠夺民众发展起来的行业，我认为，政府应该全力挤压房价中的泡沫，使住房从暴利中走出来，向居住功能、保障功能回归。否则，对民众而言，在任何时候买房都无法摆脱被掠夺之苦。
问：我记得80年代曾经历过一次通货膨胀，一夜之间百物腾贵，家人四邻心慌惧怕，彼时当政的总理，不久即作出应对，宣布全民加工资，于是，大家安下心继续生活——当美国再度向中国转嫁经济危机、输入通货膨胀时，中国政府再“加工资”，还是个“有效抵抗”吗？
时寒冰：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在的形势与当时已经有非常大的变化。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贫富差距的拉大。一个人尽皆知的数据是，20%的人占据着80%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20%的富人即使不加工资，也能安然渡过经济危机，而缺乏社会保障的低收入者，即使加一点工资，也不足以应对经济危机之需。因此，从应对经济危机和未来通货膨胀的角度来看，一刀切的加工资的做法作用已经不是很大。要应对未来的通货膨胀，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是投资资源，坚持“资源为王”的理念。从决策者的层面来看，是发挥税收等作用，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这是确保他们平安渡过经济危机的必走之路。
问：看到您提出“中国应当改变贱卖宝贵资源的愚蠢做法，守护稀有资源”观点，与其把资源贱卖给国外，不如大家买资源爱国，民间有的是可观的流动资本，有没可能让大伙先投资全国购买矿权，然后囤积以待升值？
时寒冰：是的。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欣慰的结果，有关方面接受了我和许多研究者提出的建议。今年年初，《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年）》颁布，规划显示中国将推进建立石油、特殊煤种和稀缺煤种、铜、铬、锰、钨、稀土等重点矿种的矿产资源储备。与此同时，建立完善矿产资源战略储备的管理机构和运行机制，形成国家重要矿产地与矿产品相结合、政府与企业合理分工的战略储备体系。这有利于在“资源为王”的时代，确保财富不缩水，实现保值、升值，同时，也有利于维护国家的资源安全。
由于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全球注入了大量廉价资金，未来的通货膨胀隐患已经种下。储备资源是应对未来严重通货膨胀的最佳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民间资本投资矿产资源将来也会获得丰厚收益。但是，我国目前的民间资源储备和投资，不仅得不到政策面的支持，还面临着多重障碍。以金银储备和投资为例，中国金、银出口无任何关税，而进口金银要有人民银行的批件，还要收17%的增值税；进口半制成类黄金，不论条块，不分成色，都要征收50%的进口关税。这等于鼓励金银的出口而限制进口，这种制度瑕疵严重制约了民间进行资源储备和投资的积极性，需要进行修改，从政策层面，鼓励民间资本去投资资源，不仅鼓励其在国内投资，也鼓励其去国外投资。与政府投资相比，民间资本进军海外矿产资源领域，遭到的阻力相对要小很多。
问：您的“人民币结算”的建议，也被政府所重视，前两天周小川就表态“人民币结算本月底完成”，您如何看这一消息？
时寒冰：这个消息令我非常欣慰。我在《中国怎么办》一书中，用了较大篇幅阐述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行，并对具体做法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由于人民币未执行对外结算货币职能，而多采用美元等国际货币结算，导致国内企业不得不承担汇率变动风险。
如果让人民币成为结算货币，则可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使国内企业更好地规避汇率风险，降低汇兑成本，加快企业结算速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也能增强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使国内商业银行获得新的业务发展空间，提升国内银行的金融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推动我国金融机构在世界上迅速发展。而且，人民币的铸币税和储备货币职能的扩大，也将有效提高人民币的地位和作用，增强我国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增强我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人民币结算问题，应该稳步推进。
问：现在房价并没低多少，股市还在2000点，把钱存在银行的话，通货膨胀一来，估计就三钱不值两钱了——民间的这点钱，该怎么防备和保值，您能给个建议吗？在这样的市道下，人们仍然不断地把90后的孩子送往国外留学，这样的“投资”，是可取的吗？
时寒冰：我认为，资金大的，可以投资资源领域，将来能够获取巨大收益。次贷危机恶化、金融危机蔓延、全球经济萧条、需求萎缩、投机资金撤离、加之美元前段持续走强，多方力量作用的结果，使得大宗商品价格深幅下跌，一些资源产品（如镍）的价格跌幅超过了80%。从历史上来看，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需求萎缩、投机下降、美元走强，多方力量共同作用且得到最充分的发挥的情况也是非常罕见的，毕竟，次贷危机并不是经常发生。也就是说，目前处于历史上最坏的时期，历史上最坏的时期，当然也是机会最大的时期，因为，危机的深化实际上在逐渐淡化风险而不是强化风险——这尤其是需要强调的。
现在是投资资源的天赐良机，即使从历史上来看，这样的机会也少之又少。一旦抓住机会，将能获得巨大的财富增值效应。第一阶段，强势美元的假象，很快将会因为大量现钞的发行而终结强势趋势，转而向下，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基本都以美元计价，资源类产品必将随之上涨。第二阶段，经济危机正在逐渐步入筑底阶段，一旦复苏迹象显现出来，需求就会上升，这将推动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第三阶段，一旦需求上升的预期显现，大量投机资源会蜂拥而入，与需求性推动力量一起，推动资源类商品的快速上涨。因此，我认为，资源类价格一旦步入上涨轨道，会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翻倍，而在较长一点的时间里翻两倍以上。
对于资金量小的投资者，可以投资一些资源类股票，长期持有。
问：对于靠工资吃饭的普通人，即将到来的通货膨胀，大伙该怎么应对？难道就是“奈何天”吗？普通人如何未雨绸缪？
时寒冰：在中国，普通人理财的渠道的确非常少。股市是许多人的首选，但中国股市由于制度不完善，监管不到位，大资金操纵股市的现象时常发生，黄光裕案暴露出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这种掠夺性特征，使得投资者在耗尽时间与精力后，往往还无奈承受亏损之痛。而在发达国家，尤其美国这样的国家，大部分居民都持有股票类资产，以获取稳定的红利。我们需要健全制度，使股市成为让投资者受益的场所，而不是无奈承受痛苦的场所。中国投资者为资本市场的发展，为国企的改革，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应该让他们得到相对应的回报。在此之前，虽然，将资金存在银行无力对抗通货膨胀，但是，毕竟还有利息冲抵部分通货膨胀，也比白白亏掉好。当然，正如上个问题提到的，也可以选择投资一些资源类股票，长期持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