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德疲矣,尚能战否?
文/金心异
□《21世纪经济报道》编委，广州
关于顺德的著述很多，为何还要多出林德荣先生这一本？
大部分关于顺德的著述，要么着重于顺德的经济和产业奇迹，要么着重于顺德产权改革等单向度的考量。其实顺德人之所以可怕，绝非仅仅是其产业奇迹，而是这种草根生长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力量，给整个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启示；其实顺德之所以可敬，绝非仅仅是其勇于探索的精气神，而是这种基于商业和民间要求的改革，是那么自然，那么务实，那么有动力，那么不达目的不罢休，而这种基于市场经济真实需求的改革，给整个中国的改革和转型所提供的借鉴和启发。
而林德荣先生的这本书，恰恰着眼于这两个方向。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在整个中国处于转型的困惑期和改革的平台期之时，在广东试图再次解放思想、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之际，这本《可怕的顺德：一个县域的中国价值》出现得多么生逢其时，它将生动地解释，为什么广东的第三次改革，仍然需要顺德。
深圳尚可一战，顺德呢？
众所周知，由邓小平南巡而发动，由谢非和李灏、厉有为操作的广东第二次改革，深圳和顺德是两员主将、先锋官，为广东省初步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系立下汗马功劳。但在汪洋南来发动广东第三次改革之时，当人们再把目光投向他们时，难以挥去的一丝疑虑是：深圳肥矣，顺德疲矣，尚能战否？
对于深圳，笔者的判断和希冀是，深圳虽然体态已经臃肿，斗志泰半消磨，但民间和商业力量却仍然朝气蓬蓬勃勃，因此总的来说，尚可一战。笔者的依据有三：其一是深圳特区基本上被人们定性为“改革之城”，这个城市一直固守的精神内核就是：“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一方面这导致深圳市民对深圳作为改革先锋充满期待，另一方面全国人民也总是希望深圳在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上，充当探路先锋的角色。这两种期待一直对深圳党委政府产生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迫使他们不能过分辜负此一角色，而必须有所交待。因而在过去十多年里，深圳虽然改革的勇气日渐缺失，但深圳也一直没有中断改革步伐，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国企改革、科技创新、建设法治政府、探讨财政改革、推动商会市场化、鼓励民间组织发育等各个领域，深圳都堪称国内走得最靠前的城市之一，深圳拥有中国最好的改革基础。
其二，经过30年的因缘际会，深圳事实上成为中国大陆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成为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几个城市之一，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最成熟的城市，成为中国唯一一个告别了城乡共治的城市，成为中国移民文化和移民精神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成为中国仅有的几个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城市，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公司化生存的城市，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发育最为前突的城市。上述8方面也构成深圳下一步改革突破的社会基础。
其三，在珠三角9个城市中，深圳具有最好的改革工具配备：深圳具有较大的市立法权和特区立法权双重立法权，具有探索改革和体制转轨的合法性优势；作为计划单列市，深圳有独立的财权和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因而可以便利地利用法治和经济两种手段来推进改革和进行改革成本的筹措；国家授予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又使深圳获得了最新的改革授权；除此之外，在珠三角9个城市中，深圳拥有最丰厚的中央政治资源，与中央相关部委的沟通管道远较其它城市畅顺，而且业已获得了诸多部委的改革试点资格；毗邻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典范、全球城市治理水平的一流地区香港，并且已确立了与香港的战略合作关系，亦是深圳改革工具箱中最具价值的一项。
“可怕的顺德人不再可怕”
那么顺德呢？在最近一年内笔者多次到访顺德，说实话，对顺德撤市设区之后的状态，笔者一直并不抱持多大信心。从政府层面，在并入佛山市后，为确保整合成功，当局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加强控制，而不是改革政府，因此政府状态保守、消极，加之原来以陈用志、冯润胜等为首的改革团队已经烟消云散，因而顺德区干部大都有极强的挫折感，精神状态萎靡不振。政府如此，而民间和商界呢？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顺德商人也变得保守了许多，以喝红酒打高球享受生活为价值取向，“可怕的顺德人不再可怕”。所以当笔者多次撰述，提出广东第三次改革仍要看深圳、顺德时，心里其实是很没有底气的：顺德疲矣，尚能战否？
显然决非只有我一个人有这样的疑问。否则也不会如书中记述的那样，在2008年8月23日，深圳举行的一场改革理论座谈会上，当有人谈到顺德1993年改革时，在座的汪洋书记马上问道：“顺德产权改革之后，现在情况怎么样？”否则也不会汪洋在一个多月之后的10月16日专程到顺德考察，了解顺德的三个问题：一是传统的发展模式如何破解，二是顺德到底还有哪些体制障碍，三是顺德如何建立现代产业体系。
林著显然将回答人们对顺德的疑虑，证明在广东第三次改革的战役中，顺德仍将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改革先锋。至少我个人，已从中找到了答案。
“我要改”而不是“要我改”
与笔者前文对深圳的描述相对照，顺德同样具有改革的精神追求、改革的社会基础、改革的工具装备。
顺德虽然这些年迭遇挫折，但改革气质和改革的渴望仍然潜伏，顺德人仍然骄傲于90年代的二次改革顺德所曾作出的贡献与光荣，顺德仍以改革作为自己的品牌和核心软实力，如果改革大潮再起，顺德人仍可像二次改革时那样，做到“我要改”而不是“要我改”。
正如书中所指出的那样：“顺德人是真正的不须扬鞭自奋蹄，这种自我革命、自加压力、敢为人先的精神，并不是每个人、每个地方都能做到的”：“要你改与你要改是两码事，如果省里指定哪个县市改，但它不想改，改革就很难进行下去，如果不是顺德人的务实、进取和自我革命精神，改革是不可能进行的”：“改革是不能成为一项任务的，从中国的历史看，如果把改革当成一项任务自上而下交给一个地方搞，基本是失败的”。这些无疑是迄今仍具强烈现实意义的重要论述。
就改革的社会基础来说，深圳具有的8项基础，顺德至少具备以下4项：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中国市场经济体系最成熟的城市之一，中国仅有的几个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城市，中国为数不多的公司化生存的城市。
其中尤其是顺德的商业力量之强大，足以对政府形成倒逼机制，逼使其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约束政府的行为机制，做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而以商业为支撑的社会力量自然会向政府提出改革要求，如果政府长期不能回应社会的要求，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和权力信用将大打折扣。顺商一如深商，是广东最强有力的商人群体之一。而顺德目前最为缺失的，其实只是公民社会的发育，倘若没有公民社会的发育，商人群体将变得保守和萎靡，而有了公民社会的激发，商业力量才能成为推动改革的强大力量。
顺德的改革工具箱其实也已初步具备。首先根据广东省委的安排，顺德被确定为全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试点单位之一，由汪洋挂点联系；其次汪洋还点名让顺德参加2008年11月19、20日在深圳举行的广东经济特区工作会议，汪洋并强调，邀请顺德参加这个会议，就是要把顺德这个品牌擦亮，来保持顺德改革的持续性；最后，作为惟一的县级区域，顺德还被列入行政体制改革试点。可以相信，只要广东省委适当地向顺德注入主导改革的政治资源，顺德改革完全有可能不辱使命。
因此对顺德来说，无须强调其县域面积和住民总数的微小，其作为县级市或市辖区的规格高低，而应炫耀其于中国改革和转型的功能和导向价值，炫耀其站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大潮的弄潮儿角色，我想这正是林德荣先生此书的用意之所在。
